一座城市，竟然可以在短短一周内，从极度冷清变得极度热闹。

7月中旬，为了躲避酷暑，他从杭州来大理休年假。初到大理时，游客不算多，他走在大理街头，能看到一些餐厅还关着门，有民宿门上贴着“转让”两个大字，还有一些干脆不做了，用1000块钱一个月的价格长租出去。

只是一周后，情形就完全颠倒了。那天早晨，他刚从酒店走上大理街头，乌泱泱的人群就把他吓了一跳——独行的游客，挽着手的情侣，带着老人、小孩一起出游的家庭，连举着小旗、吹着哨子、浩浩荡荡的旅行团都久违地出现了。

他根本就不知道，这些人是怎么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。走到哪儿，哪儿就在排队，刚踏进餐馆，他被直接告知：“已经排满了，不用等了。”古城的路拥挤得像杭州早高峰的地铁，“谁能想到，过个马路，我能挤出一身汗？”

到了夜里，热闹还没有散开，大理知名景点三月街放起烟花，照亮了密密匝匝的人群。年轻人詹达站在街头，掏出手机对着烟花拍了一会儿，又拉到人群：“全是人！”他忍不住抱怨道。这是他待在大理的第三年，7月23日这天，三月街火把节，他第一次在大理见到了汹涌的人潮。

有人调侃，这个夏天，全中国几乎一半的人去了云南，这其中几乎一半的人去了大理，以至于木木最终选择“逃离”大理，错开高峰。她是一名网文作者，为了采风，在6月中旬来这里旅居一个月。她见证了游客涌向大理的时间，“应该是7月”，暑假和人潮一起到来。

感受最明显的是交通：刚来大理时，木木打车还不需要排队，两分钟内一定会有司机接单；到了7月初，变成了排队几十人；7月15日，已经离开大理的她，收到一位留在大理的朋友的吐槽：“今天打车，排队的有一百多人。”也是在那一天，木木住的那间民宿的老板高兴地宣布，所有的房间全部被订完了。

面对涌来的人潮，丹妮喜忧参半。她之前是一名酒店行业从业者，在2020年和爱人一起来大理，也开了一家民宿，自此就是一段长久的沉寂期。现在，热闹回来了，“从没有在大理看到过这么多人”，但整座城市并没有做足准备。民宿的一位客人，因为打不到车，在民宿里待了快一整天，下午四点才步行去附近逛了逛。还有的客人出去玩回不来，实在没办法，丹妮只能让爱人开车帮忙接回来。她还眼看着周围的民宿价格飞涨，几十元的涨到几百元，400元的涨到1600元，1000元的涨到4000多元。

江苏人朱哲2021年来大理“抄底”民宿，签了12年的合同，前三年的年租金都是7万元，这个价格，是疫情前的一半。就在这个月，他突然陷入忙碌，14间客房全部被订满，“干洗公司来收毛巾，完全收不过来，打扫房间的阿姨档期也排满了，老板们撸起袖子开始自己干”。客人太多了，他加了一个客栈老板的微信群，直到夜里12点，还有人在群里帮客人找住的地方。

5月份，大理最冷清的时候，丹妮的爱人曾经劝另一位朋友“抄底”，来大理投资民宿，朋友磨蹭了两个月，没有买，现在“肠子都悔青了”。还有一家民宿5月份装修，本来可以7月装完，也是步调慢了一些，现在还没有开业，那位老板感慨，有些钱就不该自己去赚。

除去古城一带的民宿，大理人最多的地方，就是苍山洱海，而苍山洱海，最近也变成了“人山人海”。

一成听在苍山景区做志愿者的朋友说起，景区会统计游客数量，最近，游客从每天一百人飙升到了一万人，索道外面排起好几百米的长队，上山排队两小时，下山排队一小时。丹妮的爱人有一天路过苍山，发现“两年都没见过的马被牵出来了”，面对数量庞大的游人，它们生疏并疲惫，景区里遍布新鲜的马粪，不远处，长长的队伍忍着臭味，仍然在排队。

7月下旬，全职摄影师蔓蔓最常去的地方，就是洱海的龙龛码头，一到附近，眼前全是提着白婚纱的新人，从清晨到晚上，总有人在这里取景拍照，早上拍日出，天黑了放烟花，码头没有闲着的时候。

洱海边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打卡地，大家称之为“S弯”，弯道左边是洱海，右边有一座白色的房子，游客站过去拍照，有一种小清新、日系的氛围。这些天，弯道上永远站满了人，蔓蔓吐槽：“全是人，找不到弯在哪儿。”在社交平台上搜索“S弯”，点赞最高的帖子是：如何把弯道背景上的其他游客抠掉。

突如其来的人流，也让一些大理本地人也崩溃了。“救救我，我一个本地人抢不到早饭。”“打车打不到，买奶茶买不到，我都不敢出去吃饭，生怕排不到，那天去大理古城，差点给我挤沟里”。为了防止拥堵，本地人甚至主动放弃了开车和打车，改骑电动车出门。

大理和云南都在复苏：整个7月，大理预计将接待超600万游客；2022年上半年，云南共接待游客3.59亿人，达到了2019年同期的89.8%。

这份热闹与云南防疫政策变得宽松有直接的关系。自从工信部6月29日公布行程码“摘星”，来云南的游客不需要隔离7天，也没有了复杂的报备手续，3天做2次核酸就可以了。从7月19日起，大理还提供免费核酸，38个免费核酸检测点遍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。

另一个原因，是大理的火把节。之前两年因为疫情，大理并没有举办火把节，一年一度的节日变成了三年一度，也显得格外珍贵。詹达已经感受到人们庆祝节日的热情。7月22日晚上，位于野猪林的一家农庄举办了小火把节活动，成群的游客被吸引过来，因为人太多，进村的马路被车辆与人群堵死。组织方没办法，告诉詹达他们，上一拨人离开后，下一拨才能进入。

在这个可能是史上最热的夏天，人们能去的地方是有限的，凉爽且防疫政策宽松的，只有那么几个，以至于“全国一半的人去了新疆，一半的人跑到云南”。一成来之前，杭州热得像个巨型桑拿房，有人买了生鸡蛋，拿回家已经变成了半凝固的“温泉蛋”。但大理气候宜人，全年平均气温在11-22℃之间。来了大理，他才发现，有许多和他口音相似的江浙沪人来避暑，其次是带着保姆出游的家庭，当然，还有孩子来参加各类夏令营。

除了这些原因，去大理的理由本就是数不尽的。比如高性价比，相比新疆，来这里的旅程更短、更便利，相比海南，这里的物价又更低廉；又比如诗意的风景，下关的风，上关的花，苍山的雪和洱海的月。

萦绕在大理空气里的闲适、静谧，足以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有一场心灵的休憩。几乎每个夜晚，木木都要爬到民宿的屋顶，看头顶上漫天的星空，牛郎星、织女星，还有小熊星座都异常清晰，“我甚至可以看见牛郎星、织女星中间隔的那一道银河”。

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，大理还宽容地接纳了那些被工作、分手、疫情或是裁员伤透了心的人们，“安抚”他们的灵魂。

一成在大理时的邻居经历了北京教培行业的震荡，拿到一笔裁员赔偿之后，来大理休整身心。大理一个月1000块的房租、每个月不到3000元的生活成本在最大程度上抚慰了他，他每天跑步，闲逛，焦虑成了一个陌生词汇。

去洱海之前，家住嘉兴的木木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居家隔离生活，日常就是对着墙壁、手机和电脑。她陷在一个信息茧房里，每天充斥着各类消息，让她惶恐不安，但这些情绪在她爬上大理的那个屋顶后都消散了。在大理的那一个月，木木在一家咖啡店给自己办了卡，她时常抱着电脑找到一张舒适的椅子，等思路开阔，就把键盘敲得像骤雨打在横梁木上。

除了短暂驻足的游客，愿意落脚大理的年轻人也回来了。

前纪录片行业从业者唐雪丹，将大理称为“大理福尼亚”，因为“与四季充满阳光、爱和鲜花的加州一样，都是热爱自由与流浪的嬉皮士的圣地”。这是不少文艺青年心之所向的地方，“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在大理落脚扎根，开客栈的、搞音乐的、做艺术的、旅行的、写书的，或者什么也不干只是随便晃荡的”。

被“大理福尼亚”的气息吸引，总有新鲜的年轻面孔出现在大理，一茬接着一茬。蔓蔓说，上一波文艺青年走了，以留学生为代表的“数字游民”来了。前几个月，一走进咖啡馆，聊天时往外蹦英文的人变多了，经常听到有人说“我之前在德国读书的时候”“之前在美国的时候”，另一个人接话：“哦，我也去过。”

还有那些财务自由、来大理“候鸟式养老”的人。木木住的民宿老板的妈妈，是一位退休的女教师，一年拍了四百多个短视频，记录自己学画画、学扎染、学吉他的日常。丹妮也是如此，她把北京的房子租出去，举家搬到了大理，计划在这里以民宿为依托，度过后半生。

蔓蔓还曾看到一群人，在寺庙附近流浪，白天吃寺庙的免费斋饭，晚上就睡在帐篷里，天气好的时候，他们拿着毛笔蘸水在地上写字，等字迹干透，再写一遍——同样地，大理又重新托起了他们的“无用”。